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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0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十五五'时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思考和政策选择”，来自政界、学界的知名经济学家王金照、黄群慧、程楠、左铠瑞、张杰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张杰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战略背景与核心任务：制造业是“十五五”增长根基
二、产业结构再平衡：传统、新兴与未来产业的协同路径
三、科技自立与金融支撑：破解“卡脖子”与构建金融强国
四、区域布局与内需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空间与动力机制
一、战略背景与核心任务：制造业是“十五五”增长根基
从明年起，我国将进入“十五五”这一关键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2020—2035年我国经济总量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按 202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人均实际GDP由1万美元升至2万美元以上，十五年实际GDP 需翻一番，对应年均增速不低于4.67%。基于这一目标，中央明确“十五五”期间须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综合测算，“十四五”（2020—2025年）我国实际GDP年均增速需高于5%；“十五五”（2026—2030年）需不低于4.8%；“十六五”（2031—2035年）需不低于4.5%。因此，“十五五”时期能否将年均增速稳定在4.8% 左右的中高速水平，关键在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支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首要、核心与基础性任务。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可追溯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总体框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其确立为“十五五”规划各重点领域的首要任务，明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优先位置。由此可以判定，从现在起直至“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最核心的战略支撑，全会给出的战略定位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与技术基础。
具体看，本次部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突出了制造业基础性的支撑作用，文件明确“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理解这一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目标强化？首当其冲的任务是统筹处理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三者间的结构演进关系。
对“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理解，可回溯《中国制造2025》的宗旨：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十八世纪中叶工业文明兴起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与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反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从《中国制造2025》的角度来看，我们早已从战略层面认识到强大制造业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过去40年，尤其是2000年至2020年这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期。在这二十年间，中国的名义GDP从10万亿元增长到100万亿元左右，扩张了十倍。支撑这一增长的核心力量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规模为0.6万亿美元，到2020年，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份额达到4.8万亿美元。由此可见，制造业是中国过去若干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基础。
具体来看，以2022年数据为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为4.98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29.47%。对比同期，欧盟27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43万亿美元，美国为2.81万亿美元，印度为0.48万亿美元，韩国为0.44万亿美元。中国的制造业规模不仅达到印度的10.38倍，还相当于欧美总和的95.04%。因此，中国制造业规模与欧美这两个全球主要经济体相当。从这一角度科学判断，支撑中国2000年至202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机制是制造业部门的重大贡献。
制造业不仅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可从中美两国的利润对比中进一步体现其重要性。2022年，美国制造业总体利润为6163亿美元，利润率为22.09%；同期，中国制造业利润为9538亿美元，利润率为19.15%。尽管中国制造业创造的利润总额高于美国，但在利润率方面略低于美国。这一比较表明，制造业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从1966年到2024年，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2012年以后，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持续下滑，2024年该比重已降至24.6%。2004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然而，2022年至2024年期间，这一比重出现快速下降趋势。中国制造业的合理比重应是多少？研究视角不应仅局限于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更应全面、系统地考虑制造业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仍具有的核心支撑作用。
从这一角度出发引发了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中国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的态势，究竟是由既有的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即全球普遍存在的情况，还是由中国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各种问题和风险所导致的特有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发了对新问题的思考：当前中国制造业比重的持续下滑，是否会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产生较为突出的负面影响。
经系统测算，即使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为基准，我国制造业占经济总量的下降速度仍快于可比发达国家，呈现“过早、过快”特征。这一判断需引起高度警觉，“十五五”规划重提“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正是基于对当前制造业部门累积问题及其潜在风险的清醒认识。
由此带来的思考是：到205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本国GDP的比重能否守住20%，同时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能否守住23%，这是从中长期战略角度评估中国制造业合理水平的关键门槛。
二、产业结构再平衡：传统、新兴与未来产业的协同路径
从国家“十五五”规划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表述看，其核心在于科学把握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之间的结构性变化，实现三者的动态协同与协调发展。
我国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强调了一个全新方向，即旗帜鲜明地提出维护中国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以往在许多地方的发展规划中，纺织、轻工、机械、化工、矿业等传统制造业常被忽视，甚至被认为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存在负面影响。然而，从我国当前发展实践来看，传统化工产品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不可或缺。例如，调研中发现，钨酸、磷酸、油酸等传统化工产品是这些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冶金、矿业和稀土产业为例，若无多年累积的产能与技术储备，“卡脖子”环节将显著增多，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技术位势亦会大幅削弱。此次规划同时点名纺织：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越南正加速扩张纺织产能，对我国已构成直接竞争。纺织、化工、机械等被长期视为“传统产业”的领域，被重新界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盘”。发改委数据显示，传统产业增加值仍占制造业整体的80%，一旦这一板块遭受冲击，就业、税收、地方财政乃至宏观经济都将面临系统性风险。据此，国家明确提出，“十五五”期间传统制造业仍有约10万亿元的增量空间，巩固其全球份额既是稳增长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整体产业韧性的长远之策。
“十五五”时期，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被同步纳入战略部署。一方面，把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培育为支柱产业集群，通过规模化扩张使其尽快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干力量；另一方面，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抢占技术制高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求分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五篇大文章”之首的科技金融，即为我国当前急需拓展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金融扩张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值得高度关注。自2016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出“资本无序扩张”、“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等重大判断。制造业占GDP比重持续下滑，与金融过度扩张乃至无序扩张存在内在关联。因此，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金融与实体之间的功能边界，维护二者合理关系。第六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金融要围绕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谋篇布局，这一重要原则的提出就是要解决打造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合理的成分。
中国部分产业领域存在产能过剩和同质化竞争现象，导致“内卷式”竞争模式。此次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针对这些产业的“内卷式”竞争问题，提出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加以突破。显然，当前不仅多数传统领域面临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问题，一些新兴领域如光伏电池、新能源汽车、锂动力电池也出现了类似竞争模式。因此，如何真正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体制机制的顽疾，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点问题。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近几个季度均徘徊在70%左右，既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也低于80%—85%的合意区间，直接印证了“内卷式”竞争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各环节的负面冲击。
三、科技自立与金融支撑：破解“卡脖子”与构建金融强国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方向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规划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列为第二大任务，要求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制高点，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值得高度关注的核心表述是：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以“如何体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为例，文件把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列，并给出政策抓手——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这就引出当前中国与全球面临的共同命题：基础研究究竟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应由政府还是企业主导？1959年，美国学者理查德·尼尔森在《基础科学研究的简单经济学》中提出“尼尔森之问”，主张政府以大规模财政投入抢占基础研究制高点，由此奠定美国基础研究全球领先的制度框架。然而六十余年后的今天，美国基础研究的最大执行部门已转向企业：企业研发预算中基础研究占比持续提高，目的正是提前锁定技术源头。这一事实揭示了一条重要规律——基础研究不再仅是政府供给的公共品，而同时成为企业乃至产业部门开展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活水源头，对上述科学认识的深化，将直接决定中国能否在“超常规”攻关中取得决定性突破。
中美企业部门在基础研究投入上的差距依然显著，2023年中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贡献率仅9.2%，2021年企业在全国基础研究总量中的占比不足5%；反观美国，在“尼尔森之问”驱动下，1960—1970年代联邦政府承担约70%的基础研究，而进入21世纪后政府占比降至40%，60%由企业投入。这一反差在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表现尤为突出——集成电路既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的共性底座，也是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突破的枢纽。全球半导体协会2024年数据显示，当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6305亿美元、同比增19.7%，其中美国企业占据50.4%的市场份额，中国大陆仅4.5%，差距可见一斑。
该数据表明，美国仍在全球集成电路领域的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及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保持主导。其拥有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全球领先企业，并掌握大量关键设备与材料的研发、生产及设计能力。中国之所以在该领域仍落后于美国，首要原因是国内集成电路企业研发投入总量不足，基础研究环节尤为薄弱；其次，从投入强度看，美国集成电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17.7%，居全球首位，韩国为11.8%，而中国大陆企业平均仅为9.2%，约为美国的一半。在集成电路这一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中国仍处落后位置，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差距：美国17.7%、韩国11.8%、中国台湾11.5%、欧洲10.8%，中国大陆仅9.2%，仅高于日本。由此判断，不可高估中国在“卡脖子”环节的现有水平，必须持续加大投入、奋力攻关。
经梳理，全球集成电路产业链共55个环节，截至2024年底，国内实现国产替代的有 9个环节，相关企业的实地调研显示，其技术已具备替代能力；另有26个环节技术基本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但产量尚不能满足国内需求。以12英寸硅片为例，国内正加大投资力度，2026年前国内还将有20余座晶圆厂陆续投产，产能仍在持续扩充。以12英寸硅片为例，沪硅产业、立昂微等企业技术已与国际接轨，但产能仍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仍在持续扩产；另有15个环节仅能替代部分或中低端产品，技术与国外尚存在差距。以电子特种气体为例，高纯氦气（99.999%）长期全部从中东、美国进口，直至去年陕西一家企业才实现国产突破，目前仍完全依赖国外。这类案例表明，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可高估，仍需持续发力。
国家发改委明确提出，当前制造业中传统部分仍占八成，新能源汽车等高技术产业虽增速亮眼，但体量有限。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占GDP比重为13%，2024年仅升至18.01%；若要如期完成动能转换，2035年该占比需达到35%，对应增加值约71万亿元，相当于在2024年24.29万亿元的基础上再增两倍。由此可见，未来十年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挑战巨大。
在此情形下，除完成上述任务外，还需回应十九大已明确的命题，现代化金融体系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战略性支撑作用，由此引出“如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新课题。若缺乏金融强国的支撑，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及实体经济的根基将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其中，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特别是要完善投资与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积极拓展股权、债权等直接融资渠道。这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以及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围绕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及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培育与发展，亟需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融资链条，并据此布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个人研究表明，当前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已难以满足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专精特新企业及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等在不同发展阶段对融资的多样化需求。因此，必须依据实体经济升级需求，重塑现代化金融机构与体系，重点打造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融资租赁与担保保险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多层次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相互衔接、贯通融合的一体化金融生态。若无这一现代化金融体系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将难以成形。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怎样促进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部门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新质生产力必须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的支撑作用。2024年5月在重庆调研时，他进一步强调“民营企业、合资企业是构建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如何激活民营企业的动力、强化其主体地位，成为当前政策的关键议题。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已降至50.1%，而2010年该指标为80%，14年间下滑逾30个百分点。民间投资比重快速收缩，直接关乎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否获得持续动能，亟需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托举重新激发民营资本活力。
实地调研显示，众多民营企业反映其在市场准入、融资获取、项目审批等方面仍面临制度性不公平待遇，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遭遇隐性行政壁垒，导致难以充分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如何破除这些障碍、激发民营企业在破解“卡脖子”难题中的创新活力，应成为下一步重大改革和政策制定的重点方向。
四、区域布局与内需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空间与动力机制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新质生产力布局中，关键载体何在？2023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窄带”以67.5万亿元GDP占全国半壁江山，其余地区合计69.5万亿元，格局与十年前无异。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虽持续推进，仍未扭转差距。调研与数据表明，七成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及先进制造集群诞生于沿海超大城市群，成渝、西安、武汉、长沙、郑州等内陆极点虽快速崛起，但尚不足以改变整体梯度。发展落差的底层逻辑在于：技术、资本、人才、数据等禀赋高度集聚，使高科技产业天然倾向在沿海及少数国家中心城市孵化壮大。必须科学认识“新不平衡”背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驱动作用，把“在哪里布局、如何布局”作为政策设计的前置议题。
科学理解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之间的独特关系。
在中国发展格局中，新需求、新供给与投资—消费循环能否贯通，关键取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否创造充足的中高收入岗位。只有高科技和新兴产业部门提供的岗位占比快速升至30%以上，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循环才具备持续动力。中国下一阶段最核心的战略取向，是加速壮大能够持续提供中高收入岗位的高科技、新兴与未来产业部门，并以此对原有中低收入岗位占主导的传统产业形成有序替代和升级。通过释放规模可观的中高收入就业，实现以供给创造需求，为未来三十年经济保持合理增速奠定内生动力。最终结论是投资与消费、新供给与新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不可孤立讨论。其中最核心的支撑因素在于能否尽快构建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十五五时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思考和政策选择”展开讨论。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常务副主任王金照指出，十年内再造一个高技术、高收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同步激活三类赛道：一是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工业互联网等已具规模效益的成熟赛道，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继续放大市场；二是人工智能、储能、合成生物、氢能、低空经济等技术趋于成熟、场景明确的新兴赛道，以监管突破和应用示范换取五年内的爆发式增长；三是量子计算、脑机接口、超导等未来产业，提前布局技术迭代，为“十六五”储备新引擎。
释放上述潜力要靠“四个同步”：一是科研与产业同步，以终端产品和市场绩效为指挥棒，让企业尤其是龙头民企主导创新链条，把国家重大专项直接对准可商品化的战略产品；二是市场与技术同步，用制度化的早期采购、场景开放和配套设施，把需求端做成技术迭代的试验场，以“市场领先”巩固“技术领先”；三是体制机制同步，针对电力市场、碳标识、合成生物准入等堵点实施精准改革，让价格信号、绿色供应链和多元治理成为新产业爆发的“催化剂”；四是标准与生态同步，通过政府—企业—国际标准协同和“全球南方”市场布局，把规模经济转化为持续研发投入和迭代能力。传统产业亦借此完成绿色化、数字化赋能，最终实现供给扩张与中等收入增长的宏观平衡。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产业发展部主任左铠瑞提到，未来产业决定未来十年能否再造一个同等规模的高技术板块，其高创新性、战略性和不确定性要求“预判—投入—场景”全链条抢先。6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卫星互联网、脑机接口六大领域已出现标准窗口期和爆发临界点，必须依托中国独有的政策前瞻、海量场景和巨量数据，把“技术领先+市场领先”双核优势转化为规模经济，在全球版图定型前锁定主导权。
要把潜力变现实，一方面要用长期稳定资金、中试平台把高端芯片、基础算法、高质量数据集等短板一次性补齐，让原创成果不再“长在别人的根上”；另一方面以精细化政策、制造场景牵引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支点，推动人工智能、6G、人形机器人等快速迭代并输出标准，形成“技术—标准—市场”外循环，把未来产业打造成新质生产力的主引擎和中等收入扩容的核心来源。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黄群慧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架是“先进制造业”，而非泛泛的实体经济。传统意义工业化已基本完成，下一步的新型工业化必须用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把制造业重新锻造成新质生产力的主干，保持其合理比重，为前沿技术提供规模化应用场景和全球竞争支点。
产业与竞争政策必须按技术成熟度动态协同，未来产业靠竞争试错、新兴产业靠政策放大、传统产业靠标准引领；同时以统一大市场整治“内卷式”竞争，切断地方补贴战、平台压价链，把政府行为、要素流动、创新考核纳入同一套规则，让政策在恰当阶段退出产能补贴、转向技术补贴，为企业从红海跃入蓝海腾出利润空间和创新动力。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科技与标准研究所所长程楠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从“跟跑引进”升级为“原创策源”，在已领跑的移动通信等领域用领军企业和深度绑定的上下游生态筑牢技术护城河，在并跑领域用超大场景和开放市场加速技术—产品闭环迭代，在仍跟跑的关键环节则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组建任务型联合体打“卡脖子”攻坚战，通过差异化策略完成动力切换。
同时注重“链群式”协调开放式创新，点上汇聚多元主体达到临界规模，线上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降低创新成本，面上以集群促进组织织网形成要素协同，把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融为自驱动生态；同时政策自身要完成“适数化、精准化、生态化”升级，以数据、算法、算力为政策变量，用AI工具实现滴灌式匹配，最终用“四链”融合的生态型政策替代传统资源导入，为传统、新兴和未来产业提供持续进化的制度底座。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双轮驱动。市场在所有竞争性领域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只在规划信号、公共品供给和早期市场失灵环节精准补位，并把补贴、准入、退出规则公开透明化，让价格真实反映稀缺性，防止过度干预扭曲信号、再造光伏式“内卷”。
结构升级的核心是统一大市场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国有经济聚焦跨周期、跨国家风险的基础与共性技术，民营经济在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唱主角。打破行政区划壁垒，让资金、数据、人才跨区自由流动，用市场决定区域分工，才能同步完成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形成动态可持续的高效产业结构。
延伸阅读范志勇等：历史上的美国关税（十六）：以互惠贸易修补破碎的全球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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